文章摘自：南方日报，作者：骆骁骅。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坐落在繁华闹市区里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格外引人注目：两株高壮英武的木棉树，并排拱卫在农讲所的牌坊前，鲜艳的英雄花，与树下朱墙黄瓦的古院落相映生辉。90年前，来自全国各地327名革命青年，于北伐战争前夕聚集到这座位于中山四路42号的庭院，接受革命教育。当年农讲所的主持者是年仅33岁的毛泽东。正是在这里，他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民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骨干。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讲所的办公室
毛泽东同志找准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依靠阶级：中国广大农民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在1949年与柳亚子的和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追叙了二人共品佳茗的情景，寄托了他对在粤岁月的深厚感情。纵观他的一生，主要有11次来到广东。其中，多次适值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在中共早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三次前来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参与确立、发展、巩固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尤其是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八次南下广东，多次畅游珠江，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是在广东，他作出了有关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诸多决策：修改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设想；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可以说，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建设的思想，很多与广东息息相关。
南粤足迹
参加中共三大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出任中央局秘书
闹中取静的恤孤院路，在广州市越秀区显得独具一格，林荫清凉、红砖隐现，掩映其中的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是中共“三大”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浮雕墙，九位“三大”代表正围坐在长桌旁开会：身着米色西服的陈独秀站立演讲，时年30岁的毛泽东则穿一件浅蓝色中式长衫，手执毛笔，侧耳细听。
广州是国内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这次会议曾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毛泽东则积极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批评了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观点，同时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除了在会上积极阐述意见外，毛泽东还积极主动与其他代表交谈看法。特别是耐心劝导蔡和森支持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主张。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建伟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当时代表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会议最终通过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三大旧址的西侧，新河浦路22—26号,坐落的是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在这栋仿欧风格的洋房二楼，“三大”闭幕后选举产生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担任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根据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东山洋房曾在广州名噪一时，抗战期间毁于日军轰炸。因此，建国后，三大会址究竟在东山的何处一度成谜。直到1972年10月，年逾七旬的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请来寻访旧址，当他走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徐老精神一振，立刻指认出这幢洋楼隔街正对的春园就是当年会址，原来楼顶正面的“1922”字样，是大多外省代表认路的路标。
参与改组国民党
力阻排共提案，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15号的一座高耸钟楼，在两岸民众心目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92年前，在这座占地2600平方米的钟楼礼堂内，由孙中山主持，国共两党精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共三大统一党内意见后，1924年1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参与改组国民党。
在会议期间，作为章程审查委员，他多次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发言申明主张。在联俄联共问题上，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持排斥心理的国民党右派，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场驳斥，毛泽东也积极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代表起而支持。结果国民党右派的提案被否决了。在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根据各政党选票比例，来分配议员席位的名额，意图保护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地位。
毛泽东当即反驳说，“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最终得到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杨建伟认为，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击一直是比较有力的，这是毛泽东当时的鲜明特征。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也受到孙中山的关注。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其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提名交付大会表决的候选人名单中就有毛泽东。他最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
带领学员下乡调研，授粤经验给20省学员
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在广州中山四路42号的大院里，石雕、木刻、陶瓷、彩塑，无不见证着历史风云。90年前，正是在这座曾为孔庙、后又为“番禺学宫”的古建筑群中，毛泽东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民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骨干。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并研究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兼任第五届的教员。1926年5月3日，随着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为了迎接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
“农讲所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典范。”农讲所旧址纪念馆保管部主任王国政说，农讲所的旗帜被称为“犁头旗”，是国民党党旗与犁耙形象的合成，形象地表明了国共合作的深意。
王国政说，最初五届农讲所主要培养了广东、广西、湖南等8个省的农民运动骨干，而第六届农讲所有学员327名，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成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
为了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安置好学员，农讲所在大门的东西两侧，分别用木板搭起简易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办公室也在大门的东耳房。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板床，三把椅子和一个书架，最显眼的要数一对存放衣物和书刊的竹箱。
王国政介绍说，在主持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员要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材料，被毛泽东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也收入其中，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在纪念馆内的草坪上，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单杠架子。王国政介绍说，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当年的学员们过上了完全军事化的生活：身穿军装，脚穿草鞋，轮流站岗放哨，起床、睡觉、集队都听从军号行事，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
由于许多学员来自北洋军阀统占的北方，开展农民运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保护这些学员，毛泽东颇费苦心，“他为每一个来自北方的学员都取了外号，在书信往来中用以指代，避免他们暴露身份。”王国政介绍。
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纷纷回到原籍领导组织当地农民运动，“与前五届讲习所颁发毕业证不同的是，这届学员每人颁发了一枚‘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证章’，证章背面刻有名字和编号，这也是出于保护学员的目的。”王国政说。
在王国政看来，正是农讲所的经历，让毛泽东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1927年在武昌办的中央农讲所，在办学目的、办学方针上也都与广州农讲所一脉相承。据统计，大革命期间，农讲所培养的学员动员了总计900多万农民。”
王国政说，在现存的农讲所文物中，有三件与毛泽东有关。“一件是毛泽东在农讲所使用过的砚台，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另两件是毛泽东的两封亲笔信，说的是学员的分配问题，目前收藏在台湾国民党党史研究室中。”
来粤破例乘坐飞机
解放后率先在广州提出引进外资
与视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在杨建伟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广东视察，每一次都带有很强的问题导向，“都是带着问题来，经常找人谈话、调研工作。”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广东视察。
“此前一个月，毛泽东搞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杨建伟说，调研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了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
《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其中就涉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及利用外资的问题。在杨建伟看来，广东毗邻港澳，属于面向资本主义的前沿，毛主席来到广东，就有研究利用外资构想的意味。
毛泽东去地方调研通常乘坐火车专列，很少乘坐飞机外出。他曾说：“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但为了这次调研，他在解放后首次破例乘坐飞机，这次飞行启用的也正是新中国的飞行员。
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视察中，毛泽东召开了20次会议。
当时广东刚刚成立华侨投资公司，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希望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来广州，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要迅速作好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同志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即今“珠岛宾馆”）旁的船上，毛泽东在仔细听取了汇报后，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有顾虑时，明确表示：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积极的政策。
这也是毛泽东在解放后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构想。结束广州之行时，毛泽东还不忘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
领导粤湘浙三省调研
在广东总结三年经济困难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粤视察期间经常带头深入一线搞调查研究。特别是1961年初，为了总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并直接领导了粤湘浙三省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里说得很清楚，要把1961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杨建伟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广东调研，是对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情况的视察。
2月13日抵达广州后，毛泽东很快便接到了中央赴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调查纪要》是调查组赴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调查后写出的。其中指出，新兴县里洞公社是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的合作社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等情况。
《调查纪要》提供的情况和分析，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察觉到，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没有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为了系统地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他从2月下旬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挂帅。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特别是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印发了他在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各级书记要“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紧接着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他特别要求与会同志要讨论来自广东等地基层干部的意见。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农业六十条”最终被通过。条例的出台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新体制，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内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低谷。
毛泽东在广东
1923年6月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5年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继续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954年11月3日至11月26日在穗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审定“一五计划”。
1956年5月3日至30日来到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并首次畅游珠江。
5月3日，在白云机场与通讯组组长柳昆尚握手（见下图）。
1958年1月23日在广州接见了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
4月初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国工业建设问题。
4月30日下午视察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见下图）。
12月13日至31日在广州写下了《对所作诗词的注解》。
12月26日在东山小岛度过65岁寿辰。
1960年1月27日至3月中旬 在广州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月9日毛泽东在省委小岛招待所接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见下图）。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 在广州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全国农业问题。
珍贵记忆
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七次接待毛主席
“珠江哪里水急，就越是喜欢往哪里钻”
“解放后毛主席来广东8次，我就负责接待了7次。”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起毛主席当年在粤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每次来粤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毛泽东的闲暇时光本就不多。当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秘书处处长的关相生回忆说，老人家对生活的要求非常简单，唯一的嗜好就是游泳。
1954年11月3日晚9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到达广州，这是解放后他第一次来广州。关相生还记得，在每天下午的会议空隙时间，毛主席常常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一直到11月24日，一般游两节，中间休息一次，然后再更衣回驻地小岛。”
其实，毛泽东很想畅游珠江。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当时广东省委组织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出于安全考虑，负责警卫安全的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
但这并没有打消毛泽东想在珠江游泳的念头。1956年第三次来广州时，毛泽东显示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说服警卫人员下珠江游泳。
关相生清楚地记得那段经历：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小船。在小炮艇的拖动下，小船徐徐离开小岛，向西溯江而上。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观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
小船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里就是毛泽东所熟悉的白鹅潭。待船缓缓停下，毛泽东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下水中。
在宽阔的江面上，毛泽东时而侧游，时而仰泳，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后，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船上，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来船上阵阵笑声。
从此，毛泽东每次到广州，只要天气不是太冷，必定要下珠江畅游。“他一般游一小时左右，上船休息一次，饮杯龙井茶，吸支烟，再下水游一小时左右即上船更衣。船随后掉头返回小岛，有时也在船上吃顿饭。”关相生回忆说，白鹅潭、黄埔、二沙岛等河面毛主席都去过，哪里水急，他就越是喜欢往哪里钻。
在这一年省委值班室的记录上，毛泽东共下珠江游泳12次，到越秀山游泳场游泳7次。也是这一次次畅游珠江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他下长江游泳的人，决定到武汉去，实现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
时至今日，一个情景依然让关相生记忆犹新：有一次毛主席来游泳池，有人向毛主席介绍他说：“这是关处长，这次接待工作由他负责具体安排。”毛主席听后微笑着，伸出宽大温暖的手握着他的手说：“啊，关云长的后代，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谢谢你们了。我们游泳去。”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刹那。”关相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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